初中学历为何给北大学子授课?杨百万发家史:靠2万存款年赚百万
发布时间:2022-01-13

  在一次采访中,杨怀定告诉记者,他之所以给自己的孙子起名为“杨线”,并不是希望子女能够像自己一样从事股票行业。

  “我对子女没什么愿望。我最相信鲁迅说的话,不过多干涉他们。只要有养家糊口的技能,至于从事什么职业,我都不干涉,因为我小时候父母也没有干涉我。像我吃斋,我父母都没表达意见。给孙子起名叫‘杨线’,只是我喜欢股票,倒并不是希望他干股票这一行。”

  他对此看得格外透彻,“安家立命的事情一定要是兴趣所在,是兴趣所在才一定会成功。证券市场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就像歌唱一样, 要有自然的条件, 哑嗓子是怎么也唱不好的。”

  杨怀定出生于上海,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家里兄妹共有6人,为了维持生计,不止父母要勤奋工作,就连杨怀定也早早结束了学业。

  初中一毕业后,他就进入了一家国有企业,做起了仓库保管员的工作。尽管如此,杨怀定的家里依旧贫困,每年都要接受国家的救济。

  正是因为这样,杨定怀一直记得那些饥饿困苦的日子,也在面对诸多诱惑时比旁人多生出一些迟疑和犹豫。

  仓库保管员的工作显然不能充分满足杨怀定的生活需求,在结婚以后,他的生活支出相较于之前又超出了一大截。

  因此,杨怀定便和妻子一起,在工作之余还从事一些副业,以求赚取一些外快。慢慢地,杨怀定从第二份职业中赚取的钱竟然比正业还要多得多,这让他有了一笔可观的积蓄。

  从此,杨怀定花钱时再也不同以往一般拮据;他开始买起烟酒,还时不时请一同在工厂里工作的朋友们一起抽烟。

  由于在企业里,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如他一般出手阔绰,他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厂里领导们的注意——他们害怕怀定的钱财来路不正。

  好巧不巧,当时厂里正好发生了一起仓库盗窃案,失窃的仓库正是由杨怀定管理的。

  联系到他最近处处露富,保卫科领导便联合当地的公安局一起,请他到警局里谈话;字里行间,人们把杨怀定和盗窃仓库的窃贼联系在一起,怀疑这是他监守自盗。

  虽然这件事情的真相很快就被查清——窃贼并不是杨怀定;但无端受到别人的猜忌的原因是自己富裕了起来,这让杨怀定在心理上难以接受。

  杨怀定自认自从业伊始,就对工厂投入了百分之百的热忱和责任,这样的猜忌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123历史彩图图库

  “我对工厂这么负责、热爱、到头来却不信任我。”杨怀定越来越感到失望;他心思活络,又善于结交人情,却依然没能在国企里“混得开”。既然别人不相信自己,自己就离开。

  在1988年,这个人人都还在想着挤破头脑向国企里钻的时代,杨怀定作出了一个让周围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辞职。

  恰在此时,杨怀定的一篇经济论文——《用活奖金、促进生产》在报刊上正式发表了。此前并不信任他的厂内领导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竟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杨怀定是一位人才。

  但此时若要提出挽留,杨怀定肯定是不可能答应的;无奈之下,领导们只能眼看着这块“材料”离开了单位。

  失去了主业,杨怀定不得不考虑开拓其他门路以维持生计。他想过同自己的妻子一样,干一个个体户,做点销售的营生;但销售这份工作并不稳定,而且很受人脉的限制。

  杨怀定之前一直在国企这样稳定的单位里工作,他的人脉关系并不开阔,贸然干起销售,头几个月的生意可能不容乐观。

  要不,还是继续去读书吧?但杨怀定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已有十多年没有接触过学堂和课本的他,早已失去了那份安然端坐在教室里、沉静下心情、认真念书的心态。再者,就算第二次进入学堂,也不见得自己就能顺利毕业,学到知识。

  然而,一直待在家里,仅仅靠着手头的积蓄坐吃山空,同样不是办法。杨怀定来到了上海市图书馆,他本就对经济方面的事情有着浓厚的兴趣。

  此次前往,也是为了查阅最近的报纸上刊登的一些关于经济的新闻,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出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

  皇天不负有心人,报纸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说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地内的公民可以自由买卖国库券。”

  这则消息犹如春雨一般,一下子浸润了杨怀定的心田,他意识到:从此刻起,国库券这样的死钱就可以通过买卖流通,变成活钱了。

  他来不及多想,立刻赶到上海一家银行的金融研究所。刚一到场,杨怀定便急迫地询问起研究员:“什么时候真正可以买卖国库券?”

  “买卖国库券是非法的!”研究员面色严肃,提醒着杨怀定。但杨怀定并不恼怒,他拿出报纸,指着那则国库券买卖自由的消息,笑着对面前的人说:“您虽然一幅西装革履的样子,读报纸还是读得少啊。”

  几番询问之下,杨怀定才搞明白:自己只是看到了报纸上刊登出来的消息,但实际上,各大银行还没有接到允许国库券自由买卖的,因而无法实现买卖国库券。

  杨怀定还趁着这次机会,一并知道了在中国只有6个城市可以买卖国库券的事情。其中各个地区的国债开盘价各不相同:落后地区利息高,发达地区的利息则稍低。

  不久后,国库券正式开盘。上海的100元国债在开盘后不久就涨到了102至103元,但安徽地区仍然能够保持在100元;这一情况,让敏锐的杨怀定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杨怀定和妻子进行了好一番商议,两人将目前仅有的2万元存款取出,又找邻里朋友们东拼西凑,借到了9万元现金。

  杨怀定一向有经济头脑,这次他又想到了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尽管借钱不易,周围的人还是愿意相信他的能力。就这样,杨怀定怀揣着11万元现金,坐上了去合肥的列车。

  巧的是,当时的合肥工商银行恰好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买入10.65万元国库券,以支持国家政策。

  这笔钱不是小钱,而且银行里很多人认为,买了国库券就等于把钱用“死”了。当银行经理一筹莫展之际,杨怀定出现了;他大手一挥,说要把这10.65万元的国债通通买下来。

  我们有10万元,不是1万元,你听清楚啦?银行经理生怕自己听错了,再次出言提醒杨怀定。

  但后者并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轻轻说了一句“点钱吧”,就把存放着大笔现金的皮夹展示在了众人面前。

  杨怀定拿到国债后,马不停蹄又赶回了上海,在上海的银行里卖掉了这批国库券。这一来一往,竟让他赚到了6000元。

  杨怀定在以前的国企里勤勤恳恳工作一年,工资也不过800元;而这,放在当时的上海来看,都算是高收入了。毕竟在那个年代,上海人每年的人均工资也不过才200到300元。

  两天往返,就赚到了自己辛苦好几年才有的工资。除去与大家的分红,自己留下的也有1000多元,这让杨怀定坚定了做国债买卖的信心。

  在此后的一年里,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很难再见到杨怀定,就算见到了他,对方也总是神色匆匆。

  杨怀定为了抓紧每一分每一秒,不敢休息,他经常迅速买了火车票,就向国债低价区进发。在买到相对应的国债后,他也不敢有所停留,赶紧踏上了回程的火车。

  可以说,杨怀定在和时间比赛;而这场比赛的赢家,无疑是他自己——几乎所有的时间,他都是在火车上耗着。

  “当时的火车从上海到安徽,去是88次,回来是87次。我一想着车轮滚起来,我坐在这‘发发’列车上,我就‘发发’了。”

  然而,杨怀定想保守自己发财秘密的心愿却不能实现。他出手阔绰,一次就是几万乃至十几万,这样大手笔当即吸引了当地媒体的注意力。

  杨怀定在空闲之余,不得不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媒体的采访;而正是因为如此,他“杨百万”的名声逐渐打响,麻烦也接踵而至。

  杨怀定的钱越赚越多,与之而来的,是他内心的不踏实感。通过赚取国债的差价来为自己牟利这种方法,是不是合法的?杨怀定并不能百分百确定。

  忐忑不安的他来到人民银行和税务局,询问工作人员说:“从外地买了国库券到上海卖掉,可以吗?”

  见对方不置可否,他又说:“我看可以。我看了金融时报,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在开放国债后有个答记者问,说欢迎公民随时买进随时卖出。有错的话,也是你们行长负责,不是我负责。”

  他还来到了税务局,向在其中工作的工作人员咨询道:“我赚了好多钱, 要不要加税?”

  “不是,我是来问问题的。我买卖国库券,赚了很多钱,但是税法上面没有写要交税。”杨怀定不安地说道。

  原来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百万”,工作人员的态度更加缓和,他笑着说,国家并没有提到买卖国库券交税的事项。

  为了使杨怀定安心,对方还和他约定好,在详细请示上级后再与他联系。几天后,杨怀定得到了确切的答案:为了促进国库券发行、流通,方便群众,国库券买卖不征税。

  谁知,这件小小的轶事受到了上海市税务局领导的关注。在此之前,鲜有市民能够主动前来补税,人们对纳税一事的关注度也并不高。

  因此,领导们安排记者就这件事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民的纳税意识》,文章中专门提到了杨怀定主动来税务局纳税:

  “正当不少人千方百计地逃税、漏税的时候,一位不必纳税的同志,却主动来请示税务局,是否要交税,这位同志,就是杨怀定。”

  次年夏天,杨怀定又把目光投向了股票市场。这是一个全新的市场,要有人勇敢去开拓它,而杨怀定就成为了那个身先士卒的人。

  但和其他很多暴富的人不同,杨怀定的优势在于,他一直有一颗清醒的头脑。童年吃不饱饭的经历也让他能够在很多诱惑中坚定自己的想法,不与他人随波逐流。

  “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对金融意识薄弱的人,包括整个社会都有一个瞬间的开放以后的自由,以及伴生的疯狂。很多人也亏在了这上面,很不理性。”

  1992年股市逐渐陷入疯狂,大家都一股脑把全部身家投入这深不见底的黑洞中;杨怀定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抛售了手中的所有股票,拿着这笔钱买下了几套房子。

  “任何投机的事物有涨必定有跌,所以我一般见好就收。”杨百万对自己的经验相当得意,“绝不在疯狂的时候加入。”

  在此之前,为了快速掌握股市的秘密,玩懂这个市场,他阅读了很多有关经济学和股市的书籍,给自己恶补了许多知识,也让自己蠢蠢欲动的内心逐渐镇定了下来。

  同年5月,股市如同杨怀定所预料的一样,从高处逐渐走低。然而到了11月时,股市已经下跌了整整好几个月;此时,即便是再有经验的股民,也在这一片不景气的绿色信息中丧失了勇气。

  大家的意志逐渐消沉,迫使上海市证交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直至国务院的领导都不得不出面,号召新上市公司能够拿出十分之一的、以股票募集的资金来托一下市。

  他在上海最大的交易所——文化广场现身后,被热情的股民们团团围住,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问着:“老杨,还会跌吗?”“老杨,这下怎么办?”“老杨,你怎么看?”

  杨怀定并不言语,他只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他当众请工作人员以市价结算,购买了1万股“轻工机械”。

  在当时,就算是最为胆大冒进的股民,也只敢几百股地买,而杨怀定一上来就买了一万股;霎时间,交易所内一片哗然,人们在股市里丢掉的信心仿佛又被他找了回来。

  杨怀定认为,许多人一遇到股票不景气,就意志消沉,这源于这些人将自己的生活费全数投入股市中,将发财的希望一股脑寄托在股票上。因此,他们的情绪极容易受到股市情况的影响。

  杨怀定坦言:“想暴富的一定是急功近利,为了养家糊口,他就把股票放着。你心态好了以后,一句老话叫宁静致远,比如这个行情涨两年了,谁越傻越放得住的,越赚大钱……我经历过4个熊市、4个牛市,每到一个牛市差不多了,我不求跑到顶、跑到最高,每一年我到相对的高点就逐步撤退了。特别是最近证监会发布了风险提示以后, 我基本上不做长线了,这不过是逢大跌买一点,涨起来了就还给它。”

  2004年时,杨怀定写文章已有7年之久;他写的都是一些对当下股市的见解,以及教授人们如何投入股市之中,赚取财富。但他毕竟年岁渐高,无法顾及到方方面面。

  彼时,他又要做股票培训,又要在闲暇之时写文章。这对于他而言,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再三考虑之下,杨怀定还是放弃了写文章这条道路,专注于做股票投资及培训。

  “其实我写文章当时的月收入有5000元,很多人都不理解。”杨怀定回忆起那时候的场景,还是会感到些许惋惜。

  “培训和写文章毕竟是不同的:写文章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帮助人们,但培训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们的综合素质。这是一件让我更有成就感的事情,让我高兴。”

  每当投资失利后,这些人就给杨怀定冠上“误人子弟”的名号,还叫嚣着要“讨伐”他;

  发现股市的行情的确如杨怀定所说的一般,就高呼“老师说对了”,进门便磕起头来;一旦有一点点不如自己心意的地方,这些人就发短信给杨怀定,大骂他是“骗子”。

  每年都会遇到这样的学生,久而久之,杨怀定对此习以为常。如果在以前,他还会因为对方对自己的不理解而感到郁闷。

  现在的他,早已看开了一切:“很多人为什么现在输钱难过啊, 他是用生活费来操作,一跌,就没饭吃了,这心态能好吗?”

  其实早在1994年,杨怀定就曾被沈阳财经学院聘请为金融学教授,为学生们传授自己的致富知识。

  令他感慨的是:有一次讲课是在沈阳大剧院内,小贩们把原本只有20元一张的门票炒高到了80元一张;就算是这样,门票还是一票难求。

  大家都知道是大名鼎鼎的“杨百万”前来讲课,宁愿花费高出三倍的价格,也要挤破头去听一听。从那以后,杨怀定更加坚定了自己向他人传授致富经验的想法。

  6年后,杨怀定受到北大光华学院的邀请,为当时的师生们准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报告。

  由于杨怀定是第一个作为“前辈”和“平民股市参与者”的身份来到北大的,人们不止对他的经历充满了好奇,还对他这个人表现出了十足的兴趣。

  对于杨怀定来说,自己只是一个初中学历的“人才”,能够来到北大这所顶级学府、见到在这里学习的诸多优秀学子,已经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了。

  当看到台下学生们的盈盈目光,杨怀定深切感受到了这所学府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兼容并包”的精神。

  “投资者永远是不成熟的。不经过几轮熊市的洗礼,他们不会领略到股市投资的真谛。”杨怀定回忆起自己初进股市的场景,依然觉得那时的自己有着许多不成熟的想法。

  有人把杨怀定的一生视为一种传奇,但这样的说法显然不能获得他本人的认可:“我的人生并不传奇, 因为我不从赚股市的最后一笔钱。我把利润卖给人家的同时, 也是把风险卖给人家了, 哪个人想吃到最后一笔利润?”

  杨怀定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股市如同冉冉升起的太阳、是闪耀的新星,它必将和数亿股民一起愈发成熟。尽管现在杨怀定已经作古,他的经验却是无价的财富,指引着每一个年轻的股民在这条道路上走向成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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