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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特加大众“反叛”年代孤独的思想“贵族”
发布时间:2022-05-22

  [西]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著,张伟劼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4月

  《大众的反叛》是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在上世纪20年代的作品,全书由一系列报刊文章汇集而成。该书的主要观点如下:拜“技术”和“自由式民主”所赐,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与此相伴,一批“大众人”也顺势取得了主导地位,这些人的特征包括不求上进、天龙图库078tk欲望膨胀、没有责任感,同时他们又自以为是,喜好发号施令。在奥尔特加看来,这批人得势可能会令欧洲文明毁于一旦。在他看来,欧洲的前途应该是在领导世界的伟大目标之下团结起来。

  阅读《大众的反叛》,感受会比较复杂。奥尔特加对“大众人”的批评措辞极为严厉,堪称刻薄。我们如今生活的时代,要比奥尔特加的时代更为丰裕,笔者有时也难免会从自己身上找到“大众人”的影子,因此奥尔特加对大众人的批评也常让笔者自己不免赧然。此外,在一个民众权利已在道义上得到充分肯定的时代,奥尔特加批评大众人的尖刻声音也显得尤为刺耳。

  除此之外,读者也很容易对奥尔特加的政治思想感到困惑。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能读到奥尔特加对于“自由式民主”的赞美,奥尔特加甚至认为这是与技术相并列的文明两大基石之一。但与此同时,奥尔特加又有着很强烈的精英色彩。他甚至说“(大众)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的是被领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必须把自己的生命与更高的层级连接起来,这更高的层级是由优秀少数人组成的…”(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著,张伟劼译:《大众的反叛》,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52页)。奥尔特加的复杂观点,让人难以把他和某种思想传统简单挂钩;他到底是一名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早已是难以定论的公案。查阅更多材料,还会发现奥尔特加早年与社会主义有些渊源,而他在西班牙动荡时期的立场甚至让一些人批评他是“法西斯”。奥尔特加与不同政治思想的复杂联系,让人眼花缭乱。

  阅读奥尔特加的障碍也在于,奥尔特加的视野是庞大的。他行文旁征博引,上至古希腊的犬儒主义者,下至和他同时代的斯宾格勒都出现了在他的笔下。而在上承古人的同时,奥尔特加也进入同代或后代人的视野,略萨、加缪等人也对他青眼有加。奥尔特加的思想无疑与很多人有着渊源,足以构成一张复杂的网络。

  在大多数时间里,奥尔特加也绝非一个满足于旁观的人。他的经历非常丰富,不仅研究学问,也曾投身教育、创办报纸、担任议员。他的著述犹如典雅散文,但又充满哲思,使他既像是文人又像是哲人;同时,奥尔特加还探讨艺术美学、阐发社会政治,涉猎不同的学科。这广泛的社会实践和思想活动,其实也在要求我们去寻找奥尔特加的某些核心追求,从而串联起奥尔特加的一生,厘清他的思想主张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思想传统。

  本次领读想着重探讨的是奥尔特加的政治思想与诉求。当然,这实际只是奥尔特加思想的一隅,但是又有着很核心的地位。奥尔特加毕生关注着西班牙和欧洲的种种问题,《堂吉诃德沉思录》《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大众的反叛》等著作都是如此。奥尔特加兴办教育、报业,很大程度上也是要借教育与媒体改变社会。《大众的反叛》中,奥尔特加较多地谈到了他对于时事的看法,本次领读也希望借这本书部分呈现奥尔特加政治思想的世界。

  奥尔特加早年的人生,特别是求学生涯,是较为顺遂的。他出生于1883年,父亲是一名记者和小说家,母亲的家族也从事报业。他年仅21岁就获得了博士头衔,经历了几年在德国的游历求学后,又在27岁成为哲学教授。此后,他著书立说,创办报纸、出版社,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名望。应该说,奥尔特加在学术的经历,放在如今,恐怕也会令无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感到羡慕。

  但如果说再综合考虑一些政治方面的因素的话,可能奥尔特加的人生就没有那么幸运和成功了。奥尔特加1883年出生的时候,西班牙最辉煌的时期早已远去。1898年的时候,即奥尔特加15岁左右时,爆发了美西战争,西班牙蒙受了惨败的耻辱。而在当时的欧洲,西班牙也属于较为贫困落后的国家。这些背景大致可以解释为什么诊断西班牙的种种问题成了奥尔特加诸多作品的主题。

  从1874年开始直到1931年,是西班牙历史上的复辟时期,此时波旁王朝在短暂动荡后继续统治西班牙。奥尔特加人生中的大部分时期也与这一时期重合。不过,奥尔特加对这一时期评价不高:他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写道,“在复辟时期,人们丧失了对一切真正有力量、崇高、民主和深刻性的敏感。”(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著,王军,蔡潇洁译:《堂吉诃德沉思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45页)但无论如何,复辟时期大部分时间还存在一定形式的选举民主,复辟时期早期也存在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竞争和轮替。但到后期,社会矛盾愈发激烈,西班牙的形势进一步恶化。1923-1930年,西班牙陷入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的独裁统治,奥尔特加也在1929年愤然辞去在大学的职位。此后新生的西班牙共和国一直未能摆脱内斗,直至堕入内战浩劫,最终落入新独裁者弗朗哥的掌控。

  奥尔特加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在积极发表文章针砭时弊。而在1930年独裁统治暂时结束后,他也一度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在1931年当选议员并创立政治组织“共和服务团”。然而,他的政治生涯很快结束,1932年他就因失望宣布退出政界,开始“政治沉默”并坚持终生,之后也只能在私人信件中能看到他对政治的评判。

  1936年,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与内战双方都不睦的奥尔特加携全家流亡国外,先后居住法国、阿根廷、葡萄牙等国。1945年,奥尔特加首次回到西班牙,之后逐渐重新在西班牙定居,但与在内战中取得胜利的专制政府保持了距离。在奥尔特加生命的晚年,他更多投入于哲学、文艺,但政治也给他的生活投下阴影,如他的作品出版遭到了当局的限制。

  从《大众的反叛》看,奥尔特加的政治思想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精英主义、对道德的重视、对社会“历史自发动力”的信赖。

  奥尔特加所说的精英绝不是依靠血统进行传承的精英,但他在书中一再强调大众与优秀者的区别,并相信优秀的人只是少数,而多数人应该服从这些优秀的少数。奥尔特加相信历史上也一直都是由少数人统治的,而也正当合理,只要统治者确实属于“精英”。无疑,无法否认奥尔特加身上的“精英主义”气息。

  在书中,奥尔特加表现出另一个特点是对道德、文明的强调。这也与奥尔特加的精英主义密切相关。他在对精英与大众进行区分时,会对两者做道德上的评价,认为精英是努力生活、有所追求、有责任感的,而大众则与此相反。他在批评大众时,也常使用“野蛮”、“原始”等词语,将大众的反叛视为道德的沦丧与文明的危机,而大众的道德则在于懂得服从精英。尽管对道德、文明的理解与一般人可能有所不同,但奥尔特加对道德、文明的强调却体现出他政治观中强烈的理想色彩。

  最后,奥尔特加是怀疑国家权力而相信社会的。他相信文明的发展源于某种社会的“历史自发动力”,而认为被大众人加以滥用的国家权力很可能会扼杀这一点(《大众的反叛》,第158页)。关于文明的基本动力,奥尔特加也相信其更多来自个人:“社会生活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都以个人的、当下生活的某种形式呈现出来……我们今天所公认的真理、审美范例和崇高价值,正是在某天诞生于某一个体的心灵深处。”(《堂吉诃德沉思录》,第16页)

  从这些奥尔特加思想的重要元素看,奥尔特加徘徊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他的精英倾向、有等级色彩的道德观都使他更接近保守主义,但对历史自发动力的信任、对个人自由(可能只是精英的自由)的主张,则让他更倾向自由主义。

  传统上认为,自由主义更多强调个人权利,强调社会的宽容,强调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强调理性与进步;而保守主义则更多强调家庭,强调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强调共同的信仰而不是多元的思想,强调等级与权威,强调的是经验与传统而非理性与进步。

  以此为观测尺度,奥尔特加的思想也确实位于两者之间。在探讨大众与精英的关系方面,奥尔特加无疑是保守的。但与此同时,奥尔特加也赞美自由,推崇个体。只不过,他所说的“自由”并非是从天赋人权角度出发的。奥尔特加曾写下这样的话语“我把‘自由主义’ 称为那样一种思想:将道德理想的实现置于部分人群的效用诉求之前,无论这些人群是一个等级、阶级或民族。”或许在奥尔特加看来,“自由”的价值不完全在于其本身,而更多在于其带来的效果,如推动社会发展和实现其他重要的道德理想。奥尔特加恐怕并不期待人们自由地定义并追求自己的“善”,不认为这是人们的权利,也没有认为文明和道德是多样的;他只是期待少数人可以利用自由实现特定的文明与道德;在这个意义上,奥尔特加对自由的理解也是保守、精英化的。奥尔特加指出密尔和斯宾塞对自由的理解是功利主义的、是从社会福利出发的,对个人较为残忍。但他自己对自由的理解也没有完全跳出这一逻辑。可能只有在质疑国家权力方面,奥尔特加才最充分地体现出自由主义者的特点。

  在看待共同体的问题上,奥尔特加也是保守的。奥尔特加对于西班牙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离倾向并没有特殊的敌意,而是认为这反映了西班牙普遍性的利己主义和地区本位主义,甚至中央政府也存在这种病症。可以说,奥尔特加对西班牙的地方民族并没有出于民族偏见的仇恨情绪,但与此同时,从字里行间,也的确能读出他捍卫作为整体的西班牙的愿望。而在《大众的反叛》中,从不时流露出的对美国的竞争意识与对欧洲地位的危机意识,也能看出奥尔特加对欧洲保持世界领导权的渴望。从这些角度看,奥尔特加的确是一个西班牙或特殊的“欧洲层面”的民族主义者,可以算作保守的。

  当然,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复杂关系,有时也让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辨显得很模糊。特别是在英国的光荣革命后,英国保守主义者所要保守的传统实际也就是一种自由主义意味的传统,从而实现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合流。而在一些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身上,往往也能看到保守主义的意味。例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写下了《论自由》的名篇,但他也认为有财产应该是投票资格的前提,而精英拥有的投票权重也应高于一般人,这都体现出保守主义的等级意味;托克维尔热情赞颂美国的民主,也一向珍惜自由,但与此同时他对于贵族的消逝又充满遗憾和留恋。和这些人相似,奥尔特加大概也是一个兼容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而且保守、倾向精英的色彩相当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大众的反叛》中,奥尔特加多次表现出对英国的青睐,不吝赞美之辞。在法文版序言里,他提出“欧洲总像是一群乌合之众,欧洲大陆上的人不乏聪明才智,却缺少沉静的气质,总是天真幼稚,从来不曾长大成熟,而英国总是跟随在他们身后,如同欧洲的保育员。这个民族总是先于其他民族抵达未来,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领先于所有民族”。英国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故乡,包括密尔、埃德蒙·柏克等。而托克维尔在将英国贵族与法国贵族对比时,也看到英国贵族承担更多责任的一面。没有选择更有民主共和色彩的美国、法国,也未亲近曾经更加保守的德国这一曾经留学之地,奥尔特加对英国的情有独钟,大概也表露了出他混合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思想底色。很大程度上,奥尔特加最大的政治期许或许就是西班牙能够成为像他心目中的英国这样的国家,实现政治精英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权力有限而社会有序整合、充满活力。

  奥尔特加早年中曾自称持“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o socialista)”立场,不过他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元素更多是强调社会合作、人不能孤立于社会等等,此外他则反对阶级斗争而主张跨阶级的团结,同时明确表示自己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总的看来,尽管奥尔特加曾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但似乎不能把他的思想归入社会主义谱系。在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方面,奥尔特加与社会主义倒稍有相似之处。对他而言,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也太过物质而不符合他的道德理想。

  奥尔特加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则更具争议。在《大众的反叛》中,奥尔特加认为法西斯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都是大众的运动,是他所厌弃的。法西斯主义和当时的众多左翼力量也都赋予了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能力,这也让奥尔特加极为排斥。但是,奥尔特加有明显的等级制-精英偏好,同时又倡导阶级合作并期盼西班牙保持统一和强大,这些思想都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有一定重合。西班牙内战前较为活跃的法西斯政党长枪党创建者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 是20年代独裁者的儿子)也表示在思想上受惠于奥尔特加。某种程度上,似乎奥尔特加和法西斯主义的相对思想距离,还是要比和左翼的距离要小一些,这大概也是一些人对奥尔特加产生非议的根源。

  总的来讲,奥尔特加的思想介于各种不同的思想传统之间,有时也跨越了思想传统的界限,结合了不同方面的元素。不同思想间的亲缘与冲突在奥尔特加的思想中广泛存在。广义上,可以说奥尔特加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但这样概括的同时也要明确“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具体含义。也应该承认奥尔特加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间的微妙联系,但将奥尔特加与其挂钩则需要更谨慎。奥尔特加的思想与西班牙法西斯在某些方面的确是相似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奥尔特加就是法西斯主义者。

  至少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奥尔特加是生不逢时的、孤独的。他一生没有找到践行自己政治理念的机会,也没能在本国见到符合自己政治偏好的政治力量,只能常把视野转向远方被自己浪漫化的英国。

  奥尔特加的家庭出身、教育经历赋予了他更加传统的观念和审美,让他毕生执着于一种更“精致优雅”的道德追求,从而使他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大众。但他却生活在一个大众崛起的年代,生活在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兴盛的时期;后两者虽有云泥之别,但却都有着动员大众的特点。这也注定了奥尔特加的悲剧命运。在19世纪,密尔还可以相对从容地规划如何逐步扩大选举权的问题,但生活在20世纪的奥尔特加则已没有这样充裕的空间。而奥尔特加对民众的态度又不像托克维尔那样通达:托克维尔在情感上倾向贵族制,但知道贵族制的消亡是历史大势,同时也能欣赏民众占优势地位的美国的种种优点。奥尔特加却仍坚持着严格区分民众与精英的政治理念,实际上也让他个人与时代的碰撞更无回旋余地,无疑也会让他在碰撞中伤得更重。

  在他短暂的从政期间,他抽象地将西班牙的问题归结于西班牙人在文明与道德方面的堕落,同时主张西班牙各政治力量在更高的目标前团结起来。然而,当时国内、所争执的问题则具体地多,包括土地的分配、工人福利的多少等等。奥尔特加的主张对于现实政治而言实在太玄远了,难免曲高和寡。在左右极化的西班牙,成为第三派的奥尔特加无疑是孤独的。

  奥尔特加的悲剧也在于他的思想与法西斯似有若无的联系,这也使得他的学术与人生都蒙上了难以消去的阴翳。在西班牙内战中,我们所熟知的诸多大师如海明威和毕加索、志士如白求恩医生都站在西班牙共和政府一方;甚至乔治·奥威尔当时也作为左翼参与了内战,只是后来思想有所转变。而西班牙右翼力量则在战争中得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支持,弗朗哥政府在取得胜利后又开始了几十年的专制统治,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这种情况下,奥尔特加在内战中流亡的中立姿态,难免会显得突兀,让当今的大众对他产生疏远之意。更何况,在奥尔特加内战期间的私人信件中,也的确显示他对西班牙左翼的恐惧超过对法西斯的恐惧,甚至使他对西班牙右翼力量稍有同情;而他晚年回到弗朗哥统治下西班牙的决定,更使他的很多朋友与他产生裂痕。实际上,这种倾向也早有苗头,在里维拉20年代的独裁统治初期,奥尔特加也曾对其寄予希望。奥尔特加的一生大体上支持民主,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但在对议会政治平庸、混乱的厌倦中,奥尔特加也和很多人一样会对其他统治形式偶尔抱有幻想。尽管奥尔特加晚年拒绝接受弗朗哥政府授予的教职,拒绝成为弗朗哥政府思想上的“国师”,但这也依然无法完全消除人们对他和西班牙法西斯关系的质疑。

  奥尔特加的这种情况,其实在思想史上也并不少见。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和奥尔特加信奉的“历史自发动力”听起来就很相似,哈耶克本身也是同时具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特征的学者。哈耶克也被传说支持过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府,因为后者尽管在政治上专制,在经济上却奉行亲市场的自由放任政策。同样,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在阿根廷迎来民主后对此表示欢迎,但他却也曾是军政府的支持者,因为相比之下他更仇恨庇隆式的民粹主义政府。这或许也反映出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内部的灰色地带:在面对大众日益增加的政治参与面前,很多有精英色彩和保守价值观的自由主义者手足无措,甚至宁愿放弃对自由的信仰而借助暴力以维护传统的秩序和价值。这也是精英的自由与民众的平等民主权利在思想、实践中难以调和导致的。

  时局鼎革之际,知识分子在信仰与现实间权衡,在生命与道义间抉择,在各种不同的道义价值间取舍,都是非常困难的。不是说选择的过程会一定会漫长痛苦,而是无论如何决定,恐怕都要失去很多,这样的悲剧也一再上演。奥尔特加的孤独与失意,也是他坚持自身思想所带来的代价。

  奥尔特加所讨论的问题,包括精英与民众的关系、责任与权利的关系、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等,在当今时代,也都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奥尔特加“生不逢时”的特点,他的很多观点可能也不再是正确的答案:服从精英不应是大众的宿命,甚至精英与大众的区别也应是相对、模糊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众也更有底气理直气壮地向社会主张更多权利。然而,奥尔特加的声音仿佛来自过去的时代,却也因此带有某种历史的智慧。奥尔特加指出文明来之不易,大众应对此心怀感激,或许就有一定的道理。联想到近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与种种极端天候,似乎也能感受到社会、文明的脆弱。很多以为是理所当然的福利,也很可能一朝消失,长久再难回复。当今民粹主义在世界的盛行,可能也已走向极端,反过来凸显奥尔特加主张的合理一面。既不忘记自己归属于大众的事实,同时又像奥尔特加所说的精英贵族一样努力生活、具有危机意识和责任感,珍惜、维护自身生活的社会积极为之贡献,可能是现代人阅读《大众的反叛》后所应得到的启发。

  1.【西】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著,张伟劼译:《大众的反叛》,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2.【西】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著,王军,蔡潇洁译:《堂吉诃德沉思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3.【西】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著,赵德明译:《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

  4..蔡潇洁:《埃斯科里亚尔的沉思者》,《人民日报》,2019年8月18日。

  5.孙雅婷:《骑士的信仰——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国家与宪政理论》,《 历史法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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